在我担任主席和CEO的几十年里，万豪集团蓬勃发展。领导万豪的这段时间，我身边聚拢了很多经验丰富的非家族成员高管。如果我遭遇突发状况，这些副手们都具备足够资格接手我的工作。1989年，我57岁，突发了一次心脏病，于是我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接班问题。

　　认识“自己人”

　　我有4个孩子，我曾一直希望由他们中的一人接任CEO，就像我从父亲那接班一样。万豪已经发展85年，截至2012年，它只有两任CEO，我们家族成员的参与无疑可以保持这一延续性。酒店以我们的姓氏命名，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个人责任。特别是在提供个人服务业务的领域，品牌就是某种特定体验的保证。我相信，让某个人的名字与品牌挂钩，让客户知道谁在支撑着这个品牌将大有裨益。

　　我女儿黛比(Debbie Marriott)是5个孩子的妈妈。尽管她十几岁时就在万豪工作，但她在家相夫教子长达30年;我的长子斯蒂芬(Stephen Marriott)身患衰竭性疾病，双目失明，双耳基本失聪;我的小儿子戴维(David Marriott)只有39岁，他是一个出色的高管，负责打理美国东部地区的所有酒店——从缅因州到新奥尔良市。他展示出非凡的潜力，但他仍处于学习阶段。

　　52岁的约翰(John Marriott)是比较好的人选。像所有家族成员一样，他是从基层开始干起，曾在厨房当过厨师。在其后的30年里，他几乎在万豪的每个部门都工作过。成人后他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准备接班做CEO上。为此，他费尽心血学习万豪的业务。

　　如果按照我的心意，我很可能会选约翰做接班人。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个正确的决定，既不适合约翰，也不适合万豪。为了不至于让我们两人都失望，我不得不为公司做出正确的决定。

　　唯才是举

　　我第一次见到阿恩·索伦森(Arne Sorenson，最终是他接了班)是1993年。万豪当时卷入了一个很大的官司中，阿恩是我们的代表律师之一，时年35岁。他聪慧过人，说话极富条理。我第一次真正与他打交道是他帮我准备供词的那一天。由于官司涉及大量晦涩难懂的金融细节，所以阿恩先帮我理解这些细节，然后再加以解释，让它们听上去简单易懂。他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如此复杂的事情，这让我印象深刻。

　　官司结束后，我和阿恩一直保持着联系。大约3年后，他来到万豪工作。阿恩想尝试新事物，而不想继续律师的老本行。我们让他担任并购团队的负责人。在此期间，我与他并没有太多直接接触，但我的确得以更进一步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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