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科利亚曾精辟评论：

　　“哪怕我们通过房租管制，可以达到一些伟大的社会目标，可以帮助穷人，我们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征求大家的意见，并通过政府收税的方法向大多数人征税。取得了这部分款项以后，再跑到市场上向私人业主购买他们的房子，分给有需要的穷人，二不应该是实施价格管制的负担，让那些刚好成为房东的人来承担。”

　　四、 租金是否应该管制?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另一段话：

　　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权利置于公平智商，那这个社会运营的结果，当然不是公平的，却离公平更近。

　　另一种社会，如果要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保护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公平。

　　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引申到当下去看“公寓运营商推升租金”，实际上，租金的最终涨跌关键还在于市场供需，运营商短时间内看似推动了租金波动，长期看影响有限。

　　大量公寓企业化、专业化运营，对于国内尤其是那些人口、房价压力较大的城市，利用城市多样化的存量物业，不仅有效缓解城市住房压力，且稳定租金，推动住房租赁市场规范、持续、健康发展。

　　就从这些看，大量公寓运营商的出现，实际上是城市的福音，政策的大力引导，立法的快速建立，规范的不断制定，切实解决租房居住的问题，这样的城市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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