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定意义上，台湾在地方振兴过程中曾经浮现过“空间性和社会性隔阂”问题，也是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在推进过程中最值得警惕的问题之一。参照台湾新竹科技城案例，可以知晓，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与“小镇”在地居民意愿（利益）关系如何平衡梳理，是未来“特色小镇”建设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对于以7大领域高科技产业类型为主“特色小镇”而言格外重要，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特色小镇”很多是“新鲜制造”的产物。其中“外地”和“在地”之间需要磨合之处特别多。如果不能满足镇区这两类人群的真实需求（如教育、医疗、住房、休闲等），则不仅难以获得他们的支持，甚至可能在开发过程中导致对镇区原居民既有生活空间使用性的某种压迫，制造出新的不平等。

再次，以振兴产业为手段去活络地方经济的思路和实践自是没错。可以见到，在目前，整体上，“特色小镇”建设以“产业高值化”为轴心，并且，既有“特色小镇”建设有产业取向、环境取向，但在“使用者参与”和“参与式设计”方面欠缺较大，如果长期缺位，将无助于可持续性经营运作。这是因为，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不只是载有经济价值的容器，也是载有社会意义的介质。

同时，也正是基于“地方经济重建的动力内嵌于地方社会的重构”这样一种判识，我们才担心，“特色小镇”建设有沦为一项仅着力于产业复苏振兴的经济工程，而非致力于地域活化可持续性的社会暨文化改造事业。由于重建地方社会生活和推进“地方质量”的提升，将有助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和升级，在“特色小镇”兴建过程中，除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外，镇区人口规模和结构，空间景观、历史文化资源盘活，乃至镇区认同都将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重组过程。

不论哪类“特色小镇”建设，如果关涉的地方社会重组问题无法得以有效解决，那么，地方经济重建的努力极可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无助于推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和城乡统筹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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